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致电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

张、徐、陈各同志：

迭电悉。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

丁、我野战军于十二日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日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朱德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

十六日二时[]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两军会师后下一步战略方针第一个意见。

电报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甲项与乙项。甲项是战略方向和目的地的选择：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在“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联系。乙项则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需要付诸实施的当前部署：“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这是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中国南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力量，第一次把新的战略立足点指向中国的北方！而对走向这个新的立足点而需要在当前部署的动议，是缘于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筹粮就粮的困难，希望能经岷江以东就粮较易地区北出陕甘。这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预计，但实际上也是难以实现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岷江流域后，嘉陵江两岸大片地区已为川军和中央军所控制，松潘又被国民党中央军抢先一部占据，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要想打到“两江之间”，就只有从来路打回——也就是经湔江峡谷“东出北川”……

这条狭路，现在已被国民党军兜头堵住。

——中共中央新来乍到，对这片地域敌情我情和地理状况还缺充分的了解。

在两军会师的当天，张国焘就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已经提出了“南打薛岳、刘湘，或北打胡宗南”两种选择——这其中的“北打胡宗南”，就跟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方向是一致的。然而这才不过几天，张国焘、陈昌浩在6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表述的却是另一种倾向性意见：在陈述了向岷江以东发展以及沿岷江北取松潘的各种困难后，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而对于下一步具体发展地区，则认为“暂时利南进攻”。

张国焘、陈昌浩的这个意见，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之一：张、陈虽然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的总方针，但侧重点却是在“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而且不是“于适当时期组织远征军”，而是“首先集主力打”——战略的侧重点易位了；不同之二：张、陈对当前具体发展地区，倾向性的意见是“暂时利南进攻”——这似乎又与“首先集主力”去占领青海、新疆相矛盾。

多年后，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解释了这种矛盾现象：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因这个电报中的“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确系客观事实，从“见招拆招”及解决现实困难的意义而言，他们“暂且南下”的设想，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中共中央在次日给他们的回复电中，不再提及“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而改拟另一个替代方案：“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同时，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张、陈所提出的攻占阿坝西出甘青或南下的设想：“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中共中央在战略大方向的问题上之所以坚定不移，缘于他们对此问题酝酿已久——这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摆脱自身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考量，两者相辅相成高度契合。虽然“首先集中火力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实际上已失先机很难实施，“从马塘绕攻松潘”的困难也远比想象的难度大，但他们对张、徐“西入甘青”和“川下川康”方案的分析评估却是相当精准，几乎就是一语成谶：红四方面军后来南下和西进的结局印证了这个预见。

事实证明，刚刚经历千万里转战来到此间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攻占松潘的困难程度的确是严重估计不足，这当然是缘于他们对川西北高原的地理地形缺乏认知，而且没有大比例尺的地图作指挥和决策的参照所致——甚至连小比例尺的地图也没有：迄至此时的历代中国政府，还从未对这片地域进行过现代意义的详勘。红军在这片民族隔阂语言不通的地域的活动，只能靠侦察和询问来绘制概略示意图——这与实际情况往往差异很大。

6月20日，已从茂县赶到理番东门外的张国焘与徐向前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反对进攻平武，表示同意打松潘，但同时陈述作战的客观困难。要求中央红军查明从两河口通松岗、卓克基到阿坝的道路，再次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卢、灌、邛、大、名，”并表示“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请即决示行。”

张国焘虽然表示同意中央攻打松潘的提议，但在其核心的内容即战略方向的抉择的问题上，坚持的仍然是经阿坝向西进入青海或南下川西南偏僻地区的选择，虽然也说“北打松潘，东扣岷江”，但中心意思还是要“南掠天卢灌邛大名”。因为红军即便是集合两个方面军的所有力量，也不可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同时在南北完全相反的两个战略方向上都使用主力作战，更何况两个方面军都还是要分南北作战。

最重要的：张国焘还是不同意中央向北向东发展的川陕甘计划。他的战略着眼点，还是放在“南下川康边”和“西出甘青”的方向上，对中央提出的“北出陕甘”计划，除了口头上的赞同外，并没有相应的具体思考。

同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本人，以更加严肃的语气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而对于张国焘所提出的南下方案，中共中央也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表示出了在“北出陕甘方案绝无办法”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名、邛、大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中共中央这个电报实际上还委婉表达出了这样两层意思：会师后的红军主力，不能同时向两个战略方向出击——不管是北出还是南下，主力必须集中作战；经阿坝西进方案不可取——“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

鉴于双方意见分歧，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6月21日，张国焘从东门外启程，经理番的杂谷垴，翻越虹桥雪山，于6月25日赶到了两河口。在那里受到了与先他一天到达两河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同日，还举行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

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徐向前和陈昌浩都未能随张国焘一同前来两河口。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内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人与会。

这是长征史上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而且，其意义超出了长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