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过彝海红军将领花岗石雕像”位于彝海结盟纪念馆至环海步行道上左侧，雕塑人物有刘伯承、聂荣臻、陈云、何长工等红军将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彝海结盟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他们的雕像矗立在彝海边，依然守护着彝海村村民幸福宁静的生活，也 是彝海村村民和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思想寄托之处。

1935年5月中旬，红军将至冕宁的消息传来，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县长钟伯琴与国民党27旅47团团长李德吾、团防局局长邱为纲当夜带县政府官员及部分豪绅仓皇北逃，并带走黑彝家支“坐质换班”的22名头人。19日天明后，民众皆不知所措。此时教育界的云中祥老先生被进步青年萧佩雄等推举出来，召集未逃跑的士绅和百姓在县城城隍庙开会。会上一致认为：“张皇帝坐天下是百姓，李皇帝坐天下也是百姓，还是快准备好粮草，欢迎红军，自古以来没有不要百姓的道理。”并推举向德纶、李发明南下探听红军消息。会后，萧佩雄等人带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犯人”。

邓明鸿到三分屯找到陈野苹，二人又到吴海廖家堡找到廖志高，共商迎接红军事宜。此时，县城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石龙的吴兆理到来，告之：“冕宁县长都跑了，红军快要到了。”当即研究决定：派邓明鸿、吴兆理二人从安宁河西岸，向德伦、李发明从安宁河东岸南下与红军联系。两路人分别在松林（今漫水湾镇）、泸沽向先遣队汇报了冕宁地下地党组织的情况和冕宁的地理、民情及泸沽去大渡河的大小路径。

5月20日凌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到达冕宁南部重镇泸沽。刘、聂根据红军侦察组的汇报、冕宁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破译的国民党电文研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改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因电台联系不上，刘、聂决定率领先遣1团先去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同时命令左权、刘亚楼率先遣2团经越西、大树堡走大道佯动，迷惑钳制敌人。

5月20日，沙坝的陈梁等人带人到松林街公开迎接慰问红军，在群众中宣传红军的政策和主张。

5月20日晚上9点，刘、聂率领先遣1团从泸沽向县城进发，进步青年李发明、向德伦为红军向导。红军来到石龙场之前，廖志高、邓明鸿等人组织宣传迎接红军，打消群众的顾虑。红军到来时，商铺照样做买卖，有的人户还烧水给红军喝以示欢迎。群众宰了14头肥猪，送到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总政治部按价付钱后收下。

5月21日凌晨，红军先遣1团到达冕宁县城，群众燃放鞭炮迎红军。红军将士看到满街巾着红绿标语，写着“欢迎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万岁”等，“红军像回到根据地一样”。冕宁是中央红军入川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出现了“家家点灯迎红军”的动人场面。下午，先遣队跟中革军委联系上，军委同意先遣队刘、聂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中央红军泸沽改道分兵，选择经冕宁到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东的妄想。冕宁地下党为红军先遣部队及时送情报，是促成红军先遣队指挥员泸沽改道分兵决策的重要因素。

红军先遣1团到达冕宁县城，稍做补给后，向北疾行17公里抵大桥场宿营。5月22日凌晨，红军从大桥场出发，经额基、峨瓦村，翻过2400米的峨瓦山进入彝区果基家支地域。红军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正确执行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在彝族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下，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