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为了揭露军阀赵恒惕惨杀湖南早期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的罪行，在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途中，毛泽东停驻黄土坡中共武汉区委机关，并多次探望卧病在床的黄负生。在与黄负生交谈期间，毛泽东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蔡和森是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湖南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的主持人之一，毛泽东将黄负生与蔡和森相提并论，可见对黄负生革命理论宣传工作的高度肯定。

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提倡新家庭观和新教育观

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迷茫中醒悟的黄负生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积极阅读《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创办了《道枢》《互助》等先进期刊，是武昌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以及武汉学联《学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黄负生是党的一大召开前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党成立后担任武汉区委宣传委员兼党刊《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黄负生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新观念，尤其从改造社会和改造教育入手，倡导教育公平，妇女解放，提倡新的家庭观和教育观。

1916年，黄负生在《妇女杂志》发表了用改良的文言文撰写的《余意中之新家庭》，抨击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禁锢妇女自由的封建礼教，主张社会分工明确，男女平等，倡导建立“以老幼男女，分工任事，各出所得，公之于众”的有序社会。与此同时，黄负生还十分痛恨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主张教育改革。如1921年，在《武汉星期评论》上，黄负生推荐连载了刘子通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赞同其所提出的诸如“修正现行学校系统及义务教育之规定”，推行社会的教育政策，扩充男女共校等建议，认同其所主张的教育改革是“社会根本改造之策”的观点。随后，黄负生还代表《武汉星期评论》社，致信青年读者，指出：“教育前途，黑暗万丈”，勉励青年为教育改革努力奋斗，“宁可为真理的牺牲者，不可为强力的征服者”，推动地方教育整顿和教育革新。

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关注群众疾苦，揭露军阀本质

黄负生年幼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针线纺织和亲友的救济得以上学读书。由于亲身经历过清苦生活，使他对豺狼当道、民穷财尽的社会状况甚为不满。他忧国忧民，体恤人民疾苦，十分关切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注重批判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尤其对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强权政治的黑暗十分痛恨。

在新思想的冲击下，黄负生发表了大量揭露社会底层民众惨淡生活的文章，如1916年发表的小说《孤儿》，1921年发表的散文小说《和平之死》以及诗歌《湘鄂战争》等，通过运用不同的文体，描述了社会不同底层人群，包括孤儿、老人、鞋匠、士兵、奴隶等弱者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军阀阶级压迫剥削制度的痛恨。黄负生认为要改变社会现状，必须揭露封建军阀的虚伪面目，打破民众对军阀统治的幻想。1921年8月，黄负生在《武汉星期评论》发表《军阀脚下底自治》一文，揭示了军阀自治运动“受军阀底施与，受军阀底卵翼”的本质，主张对这种“冒牌自治底军阀和官僚根本推翻!”黄负生的这一思想表明他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观察社会问题。9月，在《湘鄂战争》一诗中，黄负生更是发出“战士之命贱如狗，将军挥金如粪土”的感叹，讽刺封建军阀统治下混乱的社会秩序，警醒广大群众不要做军阀黑暗统治的工具和牺牲品。

工人自己的宣传家：讴歌劳工神圣，领导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黄负生一方面十分关注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推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重要启蒙者。

为了唤醒民众的觉悟，扩大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黄负生如实报道工人的生存现状，领导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爆发后，黄负生在《学生周刊》上用白话文进行宣传工作，与恽代英等人在汉口阅马场召集会议，号召工人、商人、学生开展罢工、罢市、罢课运动。1920年，黄负生着手研究汉口地区码头劳动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刘子通、陈潭秋在《新青年》合发《汉口苦力状况》一文，发出了“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的感慨。1921年5月，汉口租界发生人力车工人罢工运动，黄负生热情接待工人代表，了解工人诉求和罢工斗争的开展，总结罢工斗争经验并如实报道工人罢工情况，推动了罢工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黄负生积极推动成立工人运动领导机关。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黄负生积极参与分部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当黄负生不辞辛苦、激情昂扬地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之际，却因拒不交出揭露中华大学政治黑暗面的文章原稿和作者信息，被强权势力威逼利诱并施以暴力，致其肺痨加重，于1922年4月7日不幸逝世。纵观黄负生革命生涯，尽管短暂，但他为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以及工人、学生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