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烈士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狱中度过的。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直至英勇就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方志敏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本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完成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文献。

“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1934年1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囚禁于南昌“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入狱之初，方志敏被关押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敌人给他带了一副比普通囚犯要重10斤的铁镣。

方志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因此，入狱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我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要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当然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

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6万余字。其间写作曾一度中断，“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但不久仍奋笔疾书，完成了这篇“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历史文献”。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

在狱中，方志敏曾经动员狱友写作。他写道：“刘、王两人常下棋，我对棋是个门外汉，看也无心去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好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件事情使方志敏清醒地认识到，找到“送信人”是问题的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逝世时，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徐州、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1934年7月，因国民党官场倾轧，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鉴于胡的特殊背景，狱方对胡监管宽松，生活优待，除了不能离开监狱，其他都很自由，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带在身边。胡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是囚徒，却当面要训斥牢卒，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

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狱。他非常好奇，想了解“共产党三省苏维埃主席”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接触多了，从心里敬佩方志敏。他甚至要求监狱“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进出方便。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闲谈，久而久之，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为了争取胡逸民，方志敏与之谈了许多话。写了许多信。

据胡逸民回忆：“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

胡逸民每次去找方志敏聊天，都看见方在写作，可是有一段时间，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胡好生奇怪，问：怎么不写了？

方志敏叹了一口气，说：“写了也没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答道：“那不见得。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替你办。”

“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写多少，算多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这些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说到做到，请您放心。”胡逸民答道。

方志敏见他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越发精力充沛地“重新来写”。

由于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杀害，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划，只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且争分夺秒地写。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道：“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写作消耗了方志敏“许多思想和心血”，以至不久，“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在短短的6个多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完成了近14万字的重要文章。

“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

自被捕之日起，方志敏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常是这样笑说着”，“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是视死如归”，对于“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放一大堆臭屁，但他不大答话，不与他们争辩”。对于同是底层的如看守和警卫，“则不放弃一点时机”，一有机会就孜孜不倦地向他们积极宣传革命道理。方志敏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监狱文书高家骏被他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到了后来，敌人有所察觉，“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10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未能广大发展的原因，就是他们将我与许多人隔绝，不能接（触）”。

同时，他也展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

入狱之初，方志敏以为马上就会被处死，“在刑场就戮的份儿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吧”，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曾产生过越狱的想法。

一天，一个看守前来报告：“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被拖下来。”

“怎么的，请说明！”

“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看来，你们的案子，一时解决不了了。”

过了几天，看守又来报告：“你们的案子有希望了。”

这个消息让方志敏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想法。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是的，应该决定！就是这样决定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他甚至憧憬着冲出牢笼，继续为党工作的情景：“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两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不久，方志敏积极行动，就越狱征求狱友的意见。狱友认为，监狱“是敌人最巩固的后方，不容易冲出去”，“无外援是不能成功的”。

方志敏听取了狱友的意见后毫不悲观，反而从狱友的话中得到启发。他写道：“最苦的就是不知党的通信处，不能将狱中情形报告党。请党来援救，这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了。”随后，方志敏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1935年6月，方志敏终于托人将《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该信中，方志敏特别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

我想，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以赎罪雪耻！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4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不幸的是，此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正进行战略转移，无法为狱中的方志敏等同志提供援助。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豪迈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