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反封建的穷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何叔衡幼年时过着边务农边读书的生活，1902年在他26岁时，遵父命参加晚清科举考试得中秀才。这年11月，因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馈馈”，他宁愿教书种地也不愿担任县衙委任的管理钱粮的职务，被乡亲们称为“反封建的穷秀才”。他利用乡间教书的空暇，认真阅读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思想，产生了“历史前进了一千多年，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还不如汉唐盛世”的历史追问。当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现实，逐步使他认识到了根源在于封建王朝的腐败，并开始与之决裂进行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辫子，并把家里的裹脚布和尖胶鞋全部搜出砍烂，以示强烈的反封建决心。

在长沙求学期间，何叔衡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并逐渐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13年37岁时考取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简义科的一名学生。在长沙读书和任教期间，他开始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并经常同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等进步青年研讨社会问题，交流改造中国的看法。1918年4月，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42岁的他成为年纪最大的骨干会员。在学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时，何叔衡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张信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新民学会成为“湖南反帝反封建的领导核心”，并为新文化宣传和建党准备做了大量前期工作。1921年7月，何叔衡作为13名代表中的最年长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留着八字胡，会上他被代表们尊称为“何胡子”。

谢觉哉评价他说：“何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和坚定，是超人一等的。”毛泽东评价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由此可见，何叔衡作为我党早期革命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

与毛泽东携手革命的忘年友谊

何叔衡与毛泽东虽相差17岁，但作为湖南早期党组织的最早创始人，他们因志趣相投，在工作中风雨同舟，建立了一段携手革命的友谊佳话。有人形容他们两人的友谊：“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1913年，何叔衡考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结识了在校读书的毛泽东，两人很快成为挚友。由于何叔衡为人真诚热心，与人谈话常常说到动情处就哭了起来，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何叔衡加入新民学会，并很快全身心投入学会工作中。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共同努力下，新民学会从最初的青年进步团体发展成为革命团体。1920年，何叔衡又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何叔衡曾有赴法求学的想法，但在毛泽东“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劝说下，何叔衡在1928年6月毅然选择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何叔衡学习认真刻苦，对重大政治问题判断准确果断。当时，和他在一起学习的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几位老同志都在政治上跟着他走。何叔衡常向他们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赞赏：“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此时正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力荐他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鉴于何叔衡工作认真出色，1932年2月毛泽东又推荐他兼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此时的何叔衡身兼监察、民政、司法等数职，他严肃认真，坚决进行反贪整顿工作，探索出一条检察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反腐道路。作为苏区“首席大法官”，他为自己随身准备了“三件宝”——布袋子、记事本和手电筒，以备不时之需。在审判工作中，他顶住各种压力，重调查、重证据、重程序，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被苏区百姓誉为“包青天”，使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当然，何叔衡在中央苏区的反腐肃贪工作成绩斐然，这都离不开毛泽东时时处处的大力支持。

红军长征时，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和毛泽东分离，成为两人之间的永别。在陕北得知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37年纪念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沉痛地宣布了这一消息，提议大会为他默哀，在场人士无不动容。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五四运动前后，何叔衡就提出：做人要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在党创立时期，他又强调：“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这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苏区，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何叔衡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他始终坚信“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作为苏区年长的革命者，何叔衡是苏区“五老”（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中唯一被留下坚持斗争的人。红军长征后，他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每天坚持拄着拐杖做动员工作，鼓励大家“思想不能动摇，剩下一人也要同敌人作斗争”，要坚信红军主力最后还会打回来。

1935年初，党派何叔衡等人到白区工作。他同瞿秋白、邓子恢等人化装成客商向闽西转移。在福建长汀水口镇小径村，他被敌人三面包围。这时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有病跑不动，为不拖累其他战友，他高呼“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纵身跳崖。敌人在山崖下发现满身是血的何叔衡，搜去了他身上携带的所有财物。这时的何叔衡突然苏醒，为保护组织交给的财物，抱住敌人的腿欲继续搏斗，结果被敌人连击两枪打死，时年59岁。何叔衡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在长征到达陕北后，董必武对他评价道：“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耻辱的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