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安全回到北平后的共产党员李时雨，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回望15年来在隐蔽战线与敌殊死搏斗，最终圆满完成潜伏任务，抑制不住胜利的豪情写下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26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地下党员林枫的帮助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7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改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活动。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经同窗好友、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介绍，并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李时雨于1936年2月潜入西安“剿总”，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开启了隐蔽战线斗争生涯。

巧妙运送电台，智救同志出狱

在西安“剿总”，李时雨主要负责了解东北军情况，宣传打回老家、收复东北等抗日救国思想，必要时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1937年初，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开始奉命东调,李时雨被党组织调往华北局社会部，安插在天津从事情报工作，接受共产党员何松亭的直接领导和单线联系。

1939年初，何松亭给李时雨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从租界地向外运送电台机件和马达；二是营救冯骥同志出狱。当时，电台作为重要军事物资被严格禁运，天津党组织便从英法租界外国人开设的电料行采购相关机件，再等待时机运往河北的转运站。由于李时雨家住英租界，又从伪法院搞到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的“派司”（即通行证），出入租界极为便利，党组织便决定由他把这批物资运出去，并将3箱机件中的2箱先送到他的家中。起初，李时雨计划由妻子孙静云伪装成新娘，佯装春节串亲戚乘车把箱子带出去，但后来考虑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日军检查站军警宪异常凶恶，不但严格搜查而且屡次打伤打死过往的中国人，遂放弃这个计划。考虑良久，他借口进租界办事从伪法院要出一辆小汽车，将箱子藏在后备厢中，在路过日军检查口时若无其事地将“派司”伸出车窗，顺利通过日本岗哨，最终安全运抵伪法院的办公室。当转运第3个箱子时，李时雨已不能从伪法院要出小汽车了，于是他决定冒险，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外运送机件，通过“法国桥”时一手提箱子，一手举“派司”，故意挺直腰板装作轻松，让日军以为箱子不重，就这样夹在人群中混了过去。最终，这些电台机件和马达顺利交付我党在河北的转运站。

冯骥是天津沦陷时被捕的我党人员。当时在日伪统治区，只要沾上共产党、八路军的案子，重则死刑，轻则重判，营救难度很大。面对这个棘手的任务，李时雨精心设计了一套营救方案。首先，利用自己已经转任汪伪天津市高等法院书记官长，有检查书记官工作的权力，调阅了冯骥的卷宗，乘机抽出全部材料带回家中付之一炬。姓康的书记官发现卷宗丢失后，焦急地向李时雨汇报，李时雨先是责备一番，又暗示他说可能在日军轰炸时被毁了。原来日军攻占天津时，法院被敌机轰炸并烧毁了部分档案，康书记官听后因为害怕被追责连忙应允下来。接着，李时雨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看守所单独与冯骥面谈。最后，冯骥被判无罪而重获自由。

博取陈公博信任，传递汪伪最高机密

1939年，公开投敌叛国的汪精卫之流，开始策划建立汪伪国民政府。为了使其汉奸政权披上国民党正统的外衣，遂筹备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伪国民党“六大”），并派人四处东拉西拽会议代表，国民党改组派分子朱晶华负责拼凑平津“选区”的北方代表团，在天津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时雨，几次倾谈二人成为好友。朱晶华见李时雨年轻有为又是东北同乡，便主动提出帮助其伪造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伪国民党“六大”，甚至向李时雨交底，自己也是受国民政府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汪精卫集团内部做情报工作，希望李时雨能跟着自己一块儿干。

李时雨随即向何松亭作了汇报，党组织决定让他假扮国民党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伪国民党“六大”并搜集相关重要情报。李时雨认真记录，回到天津后整理出详细材料向北方局社会部汇报，使党中央迅速掌握了汪伪集团投敌卖国的第一手情报。12月，汪伪国民党改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翌年1月再次南下受到汪精卫接见。

有了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和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委的身份，加之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和法院工作的经历，汪伪政府成立后，李时雨很快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开始接近汪伪集团高层。汪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多次对李时雨进行考察，认为这个年轻人法学功底深厚，成熟稳重，有礼不卑，于是将他作为亲信重点培养。1941年至1944年，陈公博兼任汪伪上海市市长期间，李时雨担任了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司法处长、军法处长以及上海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授少将军衔。他凭借职务掩护巧妙地在陈公博这个汪伪集团二号人物身边周旋，利用与其经常谈论工作的机会，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同时得到陈公博秘书莫国康的信任，以至于莫国康吩咐手下将陈公博每天翻看的文件和报纸等各种材料都交给李时雨一份，而这些是李时雨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无形中开辟了一条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1941年秋，由于陈公博多次表露出希望笼络上海的中立知识分子，把他们吸引到“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中来，于是李时雨和属于潘汉年系统的孟述先一起策划，打算举办一个综合性的社科刊物，拉拢这些文人发表文章，同时安插一些人以此为掩护搜集情报。这件事由于迎合了陈公博的心思而得到其首肯，不但兴致勃勃地给杂志取名《先导》，而且在经费上全力支持。经过一番筹备，《先导》杂志社于1942年5月成立，李时雨挂名社长，共产党员倪幼斋负责具体事务，办公场所设在上海大西路153号李时雨家的二楼，金若望、乔黎青等我党人员先后被安插进来。由于杂志社具有陈公博的背景，而社长李时雨又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因此这个刊物一度被人们认为很有后台，警察特务无人敢碰，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搜集、处理和传递情报的安全据点。

筹划伪军警起义，配合解放上海

1945年初，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穷途末路，我党开始筹划收复上海、南京，要求地下情报人员搜集相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帮会组织情况，特别是摸清敌伪军警实力配备。为了方便工作，党组织将李时雨夫妻二人的组织关系从北方局社会部转接到华中局情报部，于毅夫直接领导。随着李时雨的秘密工作关系网不断扩大，有关京沪杭一带日伪当局的大量情报需要及时传递到苏北的华中局和新四军，每次都是李时雨将情报写好交给孙静云，再由她将整块肥皂挖空，把情报塞在中间修补完整并打好新的包装，于毅夫则充当交通员的角色，往返于上海和苏北之间。

日本投降前夕，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策反伪军警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并派遣情报部负责人张执一潜入上海直接领导李时雨从事兵运工作。行动前，张执一反复叮嘱：“在陈公博的眼皮底下策反伪军警，应当谨慎行事，稍一马虎，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李时雨深知其中危险，但解放上海是他的夙愿，于是马上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始拟定并实施策反计划。

当时，汪伪上海保安总队有3个团和1个教导团，经过慎重考虑，李时雨认为第一团团长刘铁城、教导团政训主任李国章和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耀东与自己私交不错，且具有投诚的可能性。他加紧了与三人的接触，经常与他们谈论国内外形势，揭露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并晓以当汉奸卖国贼的利害关系，在思想上给这些人极大触动。1945年4月，新四军发动阜宁战役，击溃汪伪第五军王清翰部，攻占阜宁及其周边26个市镇，俘虏副师长以下2500余人。李时雨决定抓住这次战役对汪伪人员心理上的震撼，向刘铁城等人摊牌，三人都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新四军发动起义，夺取上海为人民立功。

随后，李时雨以加强上海市治安为由，将刘铁城团调至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带布防，准备将来以该团为主力，加上其他几个团的大队一起通电起义，起义后改编为1个师，刘铁城任师长，李时雨任政委，李国章任政治部主任，孙耀东负责后勤。紧接着李时雨和张执一秘密视察了刘铁城团，进一步商定了改编后的事宜，等待党组织的下一步调遣。正当起义稳步推进时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军主力在美国帮助下乘飞机军舰迅速抢占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我军失去了先机。

狱中表演双簧戏，营救杨靖宇“之弟”

1944年11月，赴日本就医的汪精卫不治身亡，陈公博成为汪伪国民党主席、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汪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上任不久，就将原先陈公博的亲信几乎全部调离上海，但留下了精明能干的李时雨，继续担任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时，李时雨的大学同学，我党地下工作者范纪曼找到他，请他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营救李一鸣和杨树田2名同志。李时雨思索之后，认为在目前日伪军撤退，国民政府尚未完全接管上海的真空状态下，只要周密行事完全有可能营救成功。二人精心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范纪曼假扮“天上飞下来的”重庆国民党少将军官，在李时雨的陪同下去监狱要人。该监狱的典狱长沈冠三早就与李时雨熟识，是个既喜欢走上层路线又胆小怕事的人物，于是演好这出双簧戏就成为营救行动成功的关键。

当天，二人乘坐李时雨的汽车来到提篮桥监狱，见到沈冠三后李时雨便煞有其事地介绍：“这是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令部的高参，专门来上海提取在押人员李一鸣和杨树田，我是来协同办理具体事宜的。”沈冠三听后诚惶诚恐，立即让手下去核查，不一会儿得到回复，这两人因为上海日军司令部查办的苏联间谍案而被关押，其中一人已被日军提走，现在关押的是杨树田，于是李时雨和范纪曼便要求带走此人。沈冠三虽不敢质疑，却提出要查看提人的手续，否则日后对上级不好交代。范纪曼假装发火，大声斥责：“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了我们的人，你还要什么收条！你们这些汉奸，还想帮日本人吗？”沈冠三仍然唯唯诺诺地嘟囔着：“是，好，我遵命！可是，没有相关手续，将来上面查起来我不好交代。”李时雨见状马上出来打圆场：“我给你打个提人的收条吧，将来有什么事你好交代。”最终，沈冠三和一众监狱官员将三人送出了监狱大门。

事后，李时雨思索这件事存在纰漏，国民党接收上海后曾下令共产党政治犯一个也不准释放，如果将来追究，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威胁。于是他精心编造了一套说辞，随时准备应付国民党方面追查，直到一年多后无人问津，那颗悬着的心才逐渐放下。后来，范纪曼从自己人那里了解到杨树田的身份并告诉李时雨，杨树田曾任我党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磐石游击队政委，当时化名杨君武，1932年负伤后满洲省委派杨靖宇接替其职务，当时为了稳定人心，杨靖宇谎称自己是杨君武的大哥，此后杨树田在很多场合也自称是杨靖宇之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情报系统工作，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听到这些，李时雨也为自己营救了杨树田这样的同志而感到欣慰。

成功潜入军统，狱中坚守信念

日本投降不久，李时雨的潜伏生涯再次遇到重要转机。正当组织上考虑是让他撤回解放区还是继续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时，一位昔日熟识的律师余祥琴找上门说，他是军统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希望李时雨留下和他一起干，最好再能拉一些伪军警替他工作，而他可以帮助李时雨混入军统。当李时雨表示怀疑时，余祥琴进一步解释，现在军统拉汪伪人员入伙比较普遍，沪郊指挥站曾经报了些吃空饷的假名，可以给你顶替一个，很少有人认真审查。谨慎的李时雨没有当面应允，而是迅速向张执一请示，过几天得到党组织答复，让他将计就计打入军统开展工作。当余祥琴第二次找来时，李时雨表示同意，就这样李时雨又成功打入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

上海在国民党军完全进驻之前由军统把持军政大权，包括对汪伪军的收编，李时雨则利用工作便利获取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机密，再由孙静云转交张执一。有时遇到军统侦破我党地下组织，监视跟踪抓捕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他也随机应变挺身而出营救。一次，一个特务报告我地下党将在上海路一小巷52号中召开秘密会议，时间是晚10点，李时雨听后立即装模作样布置行动，向一众特务下达了晚8点在办公室集合展开抓捕的命令，又紧急派孙静云通知有关同志取消这次会议。等到10点钟，特务们一拥而入冲进52号的屋内，根本不见一个人影。

1946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因为与余祥琴矛盾很深，便逐个排查其身边人，逐渐发现李时雨的弟弟和妻子在日军占领时期，曾经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而被捕过，而余祥琴的档案中也没有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中央的相关记录，遂将其逮捕关押在上海南市的军统看守所。在这里，军统特务对李时雨进行残酷逼供，用“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打了两天两夜，但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时雨始终矢口否认，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甚至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耍阴谋诡计，指使人员假扮共党嫌疑犯与李时雨套近乎，但这欺骗不了老练的李时雨，他反而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与特务巧妙周旋，时不时给对方来一次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就这样折腾了3个多月，军统特务查不出任何李时雨是共产党的线索，只好将其投入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由于军统对共产党案件穷凶极恶，最终指使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李时雨7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间，党组织和同志们多次营救而未果，但狱中的李时雨受到莫大鼓舞，始终抱定革命和人民必胜的信念，在狱中等待回归党组织怀抱的一天。1949年2月，李时雨最终走出囚笼。

接受新的任务，胜利返回北平

出狱不久，李时雨按照约定在报刊上登载了自己的名字，党组织派人找到他，张执一给他下达了新的工作指示：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宣传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劝阻工商业者撤走资金、机器等生产资料，同时策反国民党军政警人员投诚，或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保护好公共资产和卷宗档案，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接到这个指示后，李时雨意识到上海就要解放了，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对敌斗争，于是找到上海工商界故友黄雨斋为自己找一份工作，对方遂安排他为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李时雨在新的岗位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任务之中。

此时的上海，穷途末路的军统特务正在疯狂缉拿共产党人，军统特务毛森也派人对李时雨盯梢，有几次费了很大工夫才摆脱跟踪。张执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李时雨立即撤出上海，经香港赴北平，并在第二天安排他搭乘飞机前往香港。在香港，我党驻香港办事处万景光同志与李时雨接上关系，在他动身赴北平前，将一本线装书郑重交给李时雨，叮嘱他到北平后转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了北平，李时雨在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接见，当他把这本书亲手交给对方时，也完成了解放前夕最后一次送交情报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工作在中央党政机关及统战部门，后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7年，离休后的李时雨、孙静云夫妇将自己毕生大部分积蓄捐给家乡黑龙江省巴彦县，成立李时雨奖学基金会，激励家乡的莘莘学子刻苦求学、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