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古称嘉岭山，位于城东南延河之滨，因山上有塔，故通常称作宝塔山。它是延安的象征，也是延安的代名词。

“哪哒哒也不如咱这山沟沟好。”在一曲热辣辣的陕北民歌中踏访春日延安，这“山沟沟”里的满眼景色虽算不得五彩缤纷、溢苍叠翠，但心一直被两种既浓且烈的色彩撞击着——黄土之漫漫、热血之殷红。

黄土，是千万年大自然变迁中由风沙堆积隆起的黄土高原。

血红，是一个民族在不屈的战斗中用鲜血点燃的信仰旗帜。

“看我进击的雄姿，看我燃烧的足迹，看我火红的历史。”成长于延安战火烽烟中的著名画家、诗人石鲁曾激情地吟唱，这是诗歌追慕的延安，这是心灵向往的圣地。

“以崇国防”

文明进程中的语境

倘若以众多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指标来评估，延安显然够不上一个大都市的标准。但是，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构成其城市美学评价的注定是历史和文化。恰如一位叫沙里宁的建筑学家所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梦是一种深深的思绪，也是一种悠悠的情感。在几代中国人的认知框架里，宝塔山、延河水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所积淀的民族记忆、所描绘的时代风云，已远远超出自然形态的地理概念和风物视野。

山有去脉，水有流向，土有层纹。延安这本大书一打开，每一页都卷涌着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苍茫春秋。在这个“历史现场”的时空之间，始终交织着忧患意识与尚武精神，弥漫着一种凛冽的语境——战争与军事。

黄土高原，势关天下。

我们常说“军事重镇”，须知，这个词最早就是见于对延安的评价。秦统六国，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居“三秦锁钥，五路襟喉”的延安郡被首次表述为“军事重镇”。名将重臣率军镇守亦是常态。边塞诗名句人人熟稔：“可怜无定河边骨”，用现代军语“兵要地志”的表述，延安在古代便属于无定河流域的轴心区。

我们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在长城历史的拼图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段就是，秦国在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时，曾在今日延安的志丹、安塞等“天下之项背”的军事要地防线修筑了横亘于山岭的“外墙”——即早期的长城。

我们都知道那条打通商贸、传播文化的茶马古道，那么也应当知道，还有一条与长城匹配的古老国防工程——秦直道。这条“堑山堙谷”的军事通道绵延近千公里，形成了从关中到北部防线可“直通之”的战略布局，其重要路段几乎穿越了延安全境。虽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筑道的兵士、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司马迁叹其为“固轻百姓力矣”，但它改变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格局，堪称军事交通奇迹。

我们熟悉的许多史书上绕不开的人物与战争，都可以在这里寻根溯源。蒙恬、范仲淹、沈括、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与延安这片土地有密切联系，战国名将吴起在延安的边镇驻守20余年，著名的吴起镇因其得名……

“以崇国防”——《后汉书》中，古人开始以“国防”来辩答家国之事。钩沉往事，是为了寻找这片厚重黄土地承载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上个世纪初，有一个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来到延安，以独到的眼光写下对延安的评价：“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

“传薪仰一灯”

国防观念永远的经典

有史学家说，政治家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

共产党人就是在革命实践中改变、续写历史的政治家。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结束。别看这个当时只有11户人家的小镇不起眼，它却成为改变历史之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自从有了国家，就开始有了防务。”国防是国家的防务，国家兴衰与国防密切相关。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城掠地，中华民族已到了“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的危急关头。谁来保卫我们的祖国?谁来抵御外敌的侵略?谁来举起一国之防的政治领导旗帜?严峻的课题摆在中华民族面前。

有个成语叫以壮行色，有壮丽的理想才能开启壮丽的行程。贫瘠而偏僻的黄土地成为产生伟大精神和深邃思想的沃土。我们党建设人民军队和壮大国防力量的思想与实践，在延安书写下史诗般的篇章。

数字有时并不枯燥，它本身就是记载历史的细节。

——《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入文章159篇，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112篇;《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收入文章1628篇，撰写于延安时期的多达938篇。

文以载道，武亦载道。那些写于窑洞油灯下的篇篇雄文，堪称枢轴之范。1938年，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提出了大国防观的著名论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使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用简明生动的语言透彻地指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传薪仰一灯”，这些诞生于延安的光辉思想，超越历史烽烟，铸就国防观念永远的经典。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和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生机勃勃地开办着30余所各类干部学校。教育是“共产党的大事”，当然也是国防的大事。当时，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多所学校的领导和授课人员名单上，延安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名声赫赫的战将几乎悉列其中，他们将战略眼光、军事思想、创新方法教给学员。

毫无疑问，国防与抗战，是这些学校教育的“大学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毛泽东就开始为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前身)讲授包括统一战线等重要论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作过关于大后方抗战形势的报告，朱德讲《党的建设》，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中国问题》……

“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当时有个说法，青年学生到延安学会了“两法”——辩证法和战法。而日本人则惊叹：延安开设的课程，是“思想游击战”。

——在延安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革命旧址多达445处。有两个县因民族英雄之名而名垂青史——志丹、子长，也有一位牺牲在延安的普通战士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而妇嬬皆知……“太阳东起又西落，闹革命要经得起几回合。”一曲信天游，几多壮士血，激扬的旋律诠释着为国为民慨然牺牲奉献的国防观。

——1944年的延安，近乎奇迹般地拥有80余家工厂，从兵器到火柴肥皂，工业品已然自给。更让人钦佩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关注大国防、大战略的眼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文献里，“富有战略性的原料的生产”“军民兼顾”“解放区的财政和金融贸易”“缩小剪刀差”“出入口平衡”……这些话题显然具有超越那片黄土地的宏阔视野。

历史是辉煌的见证，也是深刻的启示。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是革命史也是思想史，是军事史也是国防史。这段历史被誉为党历史上扭转乾坤的“黄金时期”，其意义和影响正如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所言，“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不倦鞍马”

光荣传统的新光荣

延安产生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政党珍贵的革命遗产。

延安创造了一种光荣，这种光荣是一个国家值得坚守的传统。

无论有多少热词出现，“双拥”始终是延安人最引以为豪的光荣，成为“千人共由，万人共履”的自觉行动。

1943年，延安成为双拥运动的发祥地;1944年春节，双拥运动更加广泛而热烈地、无例外地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成为“区别真正革命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分界线”。

“大好山河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这是林伯渠在延安写的诗句，也是对延安国防事业发展如“不倦鞍马”的生动写照。在全国开展双拥模范城评选工作后，延安不负“争取更大光荣”的嘱托，已连续8次获此殊荣，现在正为第9次评选全国双拥模范城而努力着。

历史的厚重在于现实总能从中找到依据，传统的魅力在于它总能照亮未来的天空。回望延安，走过的路历历在目，国防这门“大学问”呼唤我们倍加珍惜这一笔笔丰厚的精神资产，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让红色资源成为“不挂牌的党校”。对延安一处处红色之地，人们都心向往之。延安军地明确提出这样的政治站位：红色资源绝不仅仅是旅游创收项目，而首先是颂扬、传播红色文化的阵地，感悟历史、延续传统的教育基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庄重场所。这样的标高和站位，不仅赋予革命圣地准确的定位，而且建立了挖掘、开拓、保护、宣传的保障体系。

让国防潜力成为新的关注点。当地国防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介绍，和平年代的国防潜力就是战争时期的军事实力，也是平时推动国防建设的基础工程。他们通过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准确掌握了所属县(区)的几十个行业部门数千份数据，完成上百支民兵应急队伍的建设，全面规范了平战转换流程，提高精准动员的质量。

让国防教育纲举目张。他们开展国防教育有3个重点：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国防的未来;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国防本身就是“国之魂”。抓住这3个重点，国防教育就能产生辐射与倍增效益。

让双拥品牌在创新中发展。双拥工作是延安的品牌，老传统也要写新篇——从市县到村镇，都设立了双拥机构，并制定明确的责任考核、述职等制度;一系列涉及官兵及家属安置就业的规范性文件，温暖着军人、军属的心;社会化拥军的开展形成了全方位双拥的格局;双拥荣誉体系建设活动遍地开花，使军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当地社会的崇军尚武热情普遍高涨……

马克思把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说明：时间就是价值。在历史的推进中，延安通过延续精神、发扬传统，越来越凸显着自己的价值。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小炕桌，很有些年头且斑驳粗拙，但它让记者久久伫立、心潮澎湃——一代伟人的千古名篇《沁园春·雪》就是在这张炕桌上挥洒而出。历史永远在这样告诉未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