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陈清棠大夫用显微镜，给居民们看放大一千倍的痢疾细菌。冯文冈摄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上展出的辽宁省捕鼠捕雀用具。 高宏摄

图为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

1957年，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捕鼠的经验。高宏摄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爱国卫生运动成了一个高频词，人们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加油。

爱国卫生运动至今已持续了68年，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对爱国卫生运动既熟悉又陌生。比如，“卫生”前面为何冠以崇高的“爱国”二字?又为何以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展开工作?

翻开尘封的史料，我们发现，从家喻户晓的运动，到习以为常的习惯，爱国卫生运动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真正实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目的，从小小的卫生习惯，到自我的防病意识，再到公共的市政环境，它带来的种种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对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就作出表彰。

“动员起来”

1952年1月，雪花飞舞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他的战友们发现了一些异常：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一直到中午雪止雾散，才升空而去。大家正在疑惑，一个战士忽然看到，皑皑的雪地上，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飞着。何世长听从师首长命令骑马前去观察，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跳动的老鼠。

当时，志愿军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冰天雪地哪来的这些东西?几天后，志愿军陆续发现有人患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志愿军援朝前后，朝鲜北部从未发生过这些疾病，而且冬季也不是霍乱容易发病的季节。这才开始怀疑并逐渐确认，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命运，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以此残害中朝人民，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

美军下了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幸好，中朝军民发现得不算太晚，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对付这些疾病只有预防才更有效。因此，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开始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随后，各军、师、团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纷纷进行环境消毒，搞好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消除垃圾，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

据何世长回忆：“我们连队发起了大扫除运动，扫除之后每天在室内和被子上洒下药水，以保持清洁卫生，接着祖国又运来大批预防药品，派遣医务人员给每个志愿军战士打预防针……”每个战士都发了预防注射证，正面用来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则印着详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如“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的口罩要清洁，常烫洗，不借用，不反戴”“我保证饭前烫碗、筷和洗手”“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等。

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各地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广泛地开展了起来。研究新中国卫生防疫史的历史学博士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由于这场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而开展，所以它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一词。”

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位于山区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交通不便，加上敌人频繁的“围剿”和医药封锁，红军部队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当时，毛泽东就对后来担任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说：“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

1932年，江西富田一带(今属吉安县)发生瘟疫，群众死亡60多人。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第2号文件下发了《实行防疫卫生运动》的训令和《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并得到了苏区群众的广泛拥护。同年9月，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召开红一方面军第3次卫生会议，总结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经验，突出强调了预防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全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对贺诚上报中央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做出批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还强调：“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越过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轻视卫生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肖爱树认为：“它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定位，也为此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后并没有结束。当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项。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年底，政务院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爱国卫生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至今，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带来的种种变化，今天依然能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现端倪。

喝开水成为习惯

装着开水的保温杯，一度是现代中国人自嘲“中年危机”的流行标志，提起对中国游客的观感，外国人脱口而出的是到处找热水。这些都给人们一种印象：喝开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实际上，喝开水这个习惯正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养成的，历史并不长。

“过去没有自来水，最早是井窝子送水，后来有了自来水，但一条街可能就一个自来水管，挑了水到家里，搁在水缸里。稍微讲究点儿的人会沏茶，大部分劳苦大众、小孩儿就着喝，咕嘟咕嘟灌一气，灌完了就走。”年过七旬的王老先生家世代住在北京南城，他这样回忆儿时的生活。与喝生水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容易得病”，“孩子们得蛔虫病的太多太多。”

王老先生的儿时记忆，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饮用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甚至淘米、洗菜、刷马桶都在一条河里。长此以往，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群染上痢疾、蛔虫等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

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大、河湖水消毒难度大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是一种成本最低、最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

烧开水，这种最简便的饮用水消毒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是将其推而广之、使其形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把不饮用生水作为一种禁令或加以劝阻，是近代才有的事情。”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被提倡的内容就是水不沸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短短开篇之后没了下文，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家喻户晓。王老先生那时还是个小学生，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学校不允许大家喝生水，孩子们基本都带一个小搪瓷缸，拿个小布兜挂书包边上，方便到学校喝开水，“有时候个别小孩对着自来水管喝水，还会被其他孩子报告给老师，谁谁谁喝生水了，那就要挨批评了。”

今年92岁高龄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诸葛阳也向记者回忆，那时候经常提倡不喝生水，因为可以防病，学校都有开水房免费供应开水。

正如诸葛教授所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免费的开水供应，正是源于爱国卫生运动。除此之外，早晚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等观念，都是在那时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的。

记者找到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一本《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五不”和“十要”卫生习惯一一列出，并用大白话仔细解释原因，其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五不”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十要”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和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也容易生虱子，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病。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进一步解说：“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理过发以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

让人意外的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提倡过一些至今仍属“新风尚”的习惯。因为抗击新冠肺炎，分餐制成为热点话题，而母乳喂养则是每个妈妈都懂的科学喂养常识。这些内容竟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倡过，据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的严镜清回忆，“为适应解放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况，我们指导居民如何较经济地选择食物，而又能较好地获得营养……曾把婴儿营养作为重点，宣传母乳喂养，指导管理代乳品的制造。”只不过，这些倡议最终没有像喝开水那样完全普及。

毕竟，习惯是积久的生活方式，要养成或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他们，那时的卫生宣传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就“制造了大批幻灯片、唱片、图片、照片，编印了许多传单、标语、连环画和小册子，仅传单标语，即印发了六十九万张，图片、照片作了二十一万七千二百零四张。”严镜清回忆，宣传人员还让群众在显微镜下观看致病的微生物，以便群众对致病生物有直观的了解。

除了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宣传的更多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量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都纷纷成立了卫生小组。以北京为例，早在1949年清洁古城时，北京就开始组织居民中的基层卫生组织，到1951年全市16个区已有11000余个卫生小组。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后，卫生小组的积极分子身体力行，检查、宣传并进，带动群众讲卫生。比如，龙须沟一带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每十户人家有一个卫生小组，规定每星期检查卫生三次。在卫生小组长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过去胡同两边堆满的垃圾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最偏僻、最小的胡同也没有一点垃圾了。

卫生检查不仅要检查胡同，就连中南海也不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任职西单区（1952年由北京市第二区和北京市第五区部分合置而成，1958年撤销，与西四区合并为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曾回忆，区里一年几次走街串巷大检查，搞得轰轰烈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让她去中南海检查卫生，杜若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走进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高爬低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陪着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

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下，不喝生水等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正如1952年底在北京开幕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的标语所说：“爱国卫生运动，打击了敌人，提高了自己，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人人动手除四害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的确，除四害可以说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得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

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时，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记者采访时，几乎每个老先生都会提到这样的经历。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手册》将群众发明的除四害方法详细列出，方便大家学习，其中仅灭鼠的方法就有40多页。记者还淘到一本1958年12月的《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这本由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编印的小册子已经泛黄，里面提到延庆辟破石村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利用翻、挖、熏等方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随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的果木和庄稼近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

这样如火如荼的“除四害”，也闹出过一些笑话。从小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赵振华老先生告诉记者，那会儿好多学校和单位要求，打了老鼠要上交尾巴计数，结果有人为了当冠军，拿萝卜根儿冒充老鼠尾巴。本报1958年1月21日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反映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发现一只老鼠，大家一齐围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是只没有尾巴的秃老鼠时，就把它放跑了。问起原因，小学生答，“老师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尾巴，没有尾巴要它干什么。”

小学生没有完全闹明白除四害的缘由，科研人员却研究得很清楚。诸葛阳教授的专业是动物学，1958年，30岁的他是杭州大学（后与浙江大学合并）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双抢”，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后发现是在水田中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确实是老鼠传染的吗?怎么防治?防疫站请了动物学专家诸葛阳加入团队进行研究。

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等行李，自备干粮，来到了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诸葛阳和他的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姬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姬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钩端螺旋体就通过黏膜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姬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两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1月至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能够消灭80%以上的黑线姬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传染发病。

作为科研人员，诸葛阳这样间接地参与了除四害，他总结自己的这次研究，实际是为了防病、保粮两项任务，因为除了传染疾病，老鼠吃掉的粮食也是可观的。

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而一度被列入四害，还造成了一桩要“平反”的“冤案”。

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版本有很多。严镜清在《回忆解放初期的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中写道，1952年四害是指蚊、蝇、虱子和鼠类。

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等，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虱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等，臭虫吸食人血易引发皮肤病……自然而然地，它们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都被列入要消灭的四害。

麻雀是怎么成为四害之一的?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是：“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农业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是偷吃庄稼。

但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和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任务，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由此，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剿灭四害运动达到了高潮。

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麻雀的战役。

诸葛阳老先生经历过杭州的除麻雀，他对记者解释：“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麻雀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死了就掉了下来……”

与老鼠相比，麻雀吃掉的粮食其实没有那么多，诸葛阳也曾做过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等进行测量，对胃里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中只有302只麻雀，仅占总数的18.2%，其它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并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

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是只有诸葛阳一人，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1960年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作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

陶然亭变了面貌

“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对于住在北京南城的人来说，陶然亭绝对是春日赏花、夏日消暑的极佳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长大的北京人共同的儿时记忆。但少有人知的是，陶然亭公园——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园林，其最初的兴建其实是源于爱国卫生运动。

陶然亭一带历史上颇有名气。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时，在此处修建一座小亭，后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

然而，由于紧邻明清时期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晚清时期这一带已是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陶然亭早没了风雅的模样。世居北京南城的王老先生对早年的陶然亭印象深刻：“过去一说陶然亭，就是南下洼子，乱葬岗子，连义地都算不上，就是随便埋人的地方，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著名作家张恨水也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拂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而后来再去，更觉“一年比一年坏”。

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

整治臭沟，北京已有经验。两年前，政府拿出了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将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

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苇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付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这样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算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以至于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17000余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一个叫孙克纯的居民当时接受采访说，去年夏天住在这里时，虽然用面口袋布做了个蚊帐，可是蚊子还是咬得人满身红疙瘩，为了彻底扑灭蚊子，也愿意参加挖湖工程。

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出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引入护城河水，将死水坑变为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修路灯、路椅、公厕等，1955年9月14日，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湖平更添水三尺，地僻飞来山数峰。”一位名叫虹南老人的八旬老者后来写下的这两句诗，正是陶然亭公园挖湖堆山的真实写照。

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分别位于南护城河畔的另一个公园——龙潭公园，其前身也是苇坑洼地，这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完成的。工程于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湖水面积达44.3公顷。时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水流经此地，提议将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

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和天津的金钟河、墙子河、赤龙河、四方坑等，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或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据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报告中所说，截至1952年9月底，全国疏通沟渠28.3万余公里，并填平了大批污水坑，人们甚至填平了据说是修万里长城时挖的山海关南关大水坑。

不再随地大小便

无论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都是为了消灭疾病。以消灭疾病为主要目标的举措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不能随地大小便”这一条。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涉及人们私密的事情——上厕所。诸葛阳教授1956年至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作为研究生进修，参加农村冬季劳动锻炼时住在农民家里，直到今天，他仍对当年农村的厕所记忆深刻，“东北的夜晚温度能低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大小便也要到室外，厕所都是露天蹲坑，甚至连个屋顶都没有。”

且不说农村，大城市的情况也没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流传。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齐如山著、鲍瞰埠编的《故都三百六十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亦恒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门口，因其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故每日闭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恭，次早现扫除之，铺中人认此为该堂之风水，不肯禁止，实亦不能禁止。”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我小的时候公厕已经不少，但还有很多人随地大小便。”王老先生感叹，“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天书，不可能的事儿，但当年确实就是这样！”

正因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1959年北京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如此，到了19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据严镜清《回忆解放初期的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一文，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外，大多数居民都用粪坑，用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门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其他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至于粪便怎么掏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蝇蛆繁殖的绝佳场所。

这种现实情况下，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的、离城区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中的遗撒。

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时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清洁工人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作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时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

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据王老先生介绍，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等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没有罚钱。以前没有粪兜这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时，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了《北京市兽力车辆装设粪兜试行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运输牲畜应带粪兜的决定》《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等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1955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保证文件更好地实施，王昆仑还曾针对粪兜太贵且质量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多方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得以解决。

改造国家的创举

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肖爱树举了几个例子，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为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

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余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万余公里，疏通沟渠28万余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余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1952年8月《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中说，从三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四个月间，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多立方米。苏州胡同“徐状元府”四十多年未曾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多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世的污秽都已经清除和正在清除。

1952年，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减低了。”

196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搞好卫生，特别是搞好水、粪的卫生。”自此，各地在原来管理好粪便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两管五改”（即管理饮水、管理粪便，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和环境），既改善了环境卫生，又增加了肥料，受到群众的好评。“文革”期间，许多卫生机构被裁撤，卫生工作人员被裁减，爱国卫生运动也受到了影响。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4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

从此，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逐渐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将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为了改善城市卫生面貌，增强人民健康，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88年8月11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注重全民健康。

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载体之一，近年来，一场“厕所革命”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2019年，爱国卫生月的活动主题就是“共推‘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有厕所”，到如今的无臭无味、清洁卫生、看不见粪便的卫生厕所，普通人——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品质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逐步提升。

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经过全民战“疫”，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于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特殊意义。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戴口罩、分餐公筷、拒食野生动物等，正在成为新的文明生活方式。

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时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的申英秀在颁奖致辞中表示，远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为全球口号之前，中国就已经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践行着这一原则；远在“健康城市”理念诞生之前，爱国卫生运动就已经通过更好的环境和个人卫生创造了它们。

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作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群众性运动，爱国卫生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