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发表在1843年1月出版的《莱茵报》上，它是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的第二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写此文的目的是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对《莱茵报》上记者发表的两篇文章提出无理指责并要求报刊作出解释的回应。马克思以摩泽尔记者的名义，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材料，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极其详尽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对总督的指责以未署名的形式作出了客观的答复，从而揭露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脱离人民的管理机构的“官僚本质”。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调查研究的开篇之作，表明了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逐步确立起为受苦难的下层民众代言的鲜明立场。

受到莱茵省总督的非难

1842年12月，《莱茵报》记者彼·科布伦茨在《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的两篇文章。文章表达的观点，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特别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两篇文章相比，第二篇言辞更为犀利，是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向当地政府发出求助的强烈呼声。记者只是在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但哪怕“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达“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都被官方认为是不真实的，甚至把葡萄种植者的无奈求助看作是无理取闹。

时任莱茵省总督的冯·沙培尔看到《莱茵报》上刊登的这两篇文章极为不满，认为挫败了政府的威信。于是在《莱茵报》第352号上专门刊登文章，并在文章中以莱茵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口吻作出指示，向该报主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尽快作出答复。当时任《莱茵报》主编的正是24岁的马克思。1842年，马克思便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成为该报主编，他发表了多篇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的文章，受到当局的记恨。由于沙培尔指责记者在《莱茵报》上撰写的文章失实，马克思作为主编必须作出回应。

莱茵省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普遍贫困的事实归咎于种植者自身，致使葡萄从业者对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极为反感。然而，官方却把葡萄种植者对普遍贫困求助的呼声看作是无理取闹。马克思针对同一事实所出现的两种截然相反描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在普鲁士专制统治下，社会管理体系总是以地方政府的旗号为官僚阶层服务，摩泽尔河地区葡萄种植者的普遍贫困成为官僚阶层眼中的假问题，其要害在于官僚阶层把自身的利益上升为政府利益，并以政府力量对抗葡萄种植者。官僚阶层的这种偏见认知如果不消弭，贫苦农民要想改善生存状况就变得异常艰难。

马克思并没有对莱茵省总督沙培尔的“指示”作出立即的答复，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想花费一些时间尽可能地掌握详尽的材料。

深入调研收集辩护材料

占有事实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展调查研究，马克思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总督的非难作出了回应。马克思在对“特里尔乡区和城区以及萨尔堡区的葡萄园收入数据”查阅中发现，官方发言人和协会理事会之间在计算支出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比如，“葡萄园主实行修剪侧枝和松土这些作业”是要算到葡萄园收入成本中去的，而地政局的局长却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葡萄种植者为了使自己不致彻底破产，必须试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葡萄的质量。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人们应当以关心的态度去鼓励这种精神，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局却“对它加以压制”。马克思发现，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面临着这种“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他们甚至已经到了无力养活自己的地步了，但官方却说他们在“通过夸大其词的描述，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照顾和优待”。

马克思还查阅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某乡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用坦率的语言这样写道：“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从特里尔到科布伦茨，从艾费尔高原到洪斯吕克山，在物质上都非常贫困，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专靠种植葡萄为生，而由于同德意志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业已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地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

针对总督要求马克思拿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贫困状况的事例，马克思指出，决不能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仅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状况。至少要分清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只有分清了这两种状况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理解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

马克思列举了1838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事例。他在询问当地一位县长关于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马克思调查还发现，《法兰克福报》第349号上登载的一篇评论，甚至荒唐地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对此，马克思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

维护广大贫苦农民利益

显而易见，管理机构在消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贫困状况时所采取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这些措施明显“超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并莫名其妙地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还理直气壮地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的”。马克思在调研中了解到，这些葡萄种植者知道了这些建议后，使他们“深感痛心”，认为“这种建议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

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利益纠葛，马克思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马克思确信，“这一论断至少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或欺人之谈”。马克思通过调查研究揭示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官员傲慢、偏执的态度和对法律的无视，以及自私自利的种种行径。

马克思由关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苦的葡萄种植者，进而为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法律论证，再到对造成贫苦原因的国家行政管理层面的追问，所体现的正是对贫苦农民的关怀，并把这种关怀归结到法律和政治管理的层面。与此同时，他敢于控诉官僚特权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反映出他对下层民众的道德同情和道义支持，这同马克思逐步确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价值目标是相互印证和一以贯之的。